余杰:梁漱溟与老北大

admin 恒宝娱乐 2019-09-03 22:34:06 4305

  

  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确实,这里官员的数量远远比教师多,而在那些有机会留校的年轻博士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熟谙“关系学”的平庸之辈。“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处于凋零的命运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力熏天的领袖。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但是,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而是让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长期遭到了遮蔽,年轻的学子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来北大本是为了寻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丽,北大应当成为真理的管道。可是,这管道如今却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这样的真理的斗士来疏通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今天的新北大,有没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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