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黄万盛 杜维明:当前学界的回顾与展望

admin 江南娱乐 2019-09-03 22:33:55 9948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经过“9·11”以后,这本来是美国文化深层反思的机缘,但这个事件影响到全世界,中国、俄罗斯、东亚、阿拉伯世界、拉美,大家都意识到需要深刻的反思。我们作为广义的文化中国的一员,在知识界、学术界、文化界等不同的方面,长期关怀着文化的发展。许纪霖一直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包括海外的部分情况比较关注;黄万盛这十年,前五年在巴黎,有欧洲的学术经验,后五年在美国,对美国的情况也有了解,有各方面的资源;我自己的工作,可以说,主要在四个方面:关于文明对话;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中国问题,旨在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启蒙反思的问题;和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儒学创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问题。

  从国内的情况看,最后一段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并不是少数人的经验、学术的分歧,它有相当宽广的含义。许纪霖,你参与这一讨论的立场是比较平实的,能否请你起个头,对国内的思想界、学术界发展的大潮流做一同情的了解。

  

  一、回顾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

  

  许纪霖(以下简称“许”):九十年代的国内思想界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分化。八十年代有两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一是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象于光远、王元化等都加入了,这场运动很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寻求思想的出路。二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热”,黄万盛也是这场“文化热”的发起者之一。人们后来称其为“新启蒙运动”,或者叫“新五四运动”,是把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思想作为主题。杜先生当时在中国作过一些报告,讨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与当时中国思想界主流的声音很不一样。因为当时大家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对传统持的都是同样的否定态度,对西学是一味的崇拜。

  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原来搞启蒙的那些学者,各自关心的问题、所拥有的关怀,特别是知识背景开始分化。最早从启蒙中分化出来的,被称为“新国学”,比如北大的陈平原等办《学人》丛刊,检讨八十年代思想界的状况,认为是太多的游谈无根,学者们应该从事基本的学理建设,特别是对传统文化,要摆脱过去那种狭隘的立场偏见,重新认识其学术的地位。一改八十年代功利地批评传统的立场,从学术理解的立场来看传统。既不是“疑古”,也不是“信古”,而是“释古”。王元化先生当时办《学术集林》和为杜亚泉正名,也被误认为是“新国学”。九十年代初出现“国学热”,但搞国学的人态度不一样。有人是从思想退到学术领域,从此不再有公共关怀,但另一些人是对启蒙有了更深的理解。过去的启蒙强调态度、立场,对西方态度如何,对传统态度如何。王元化发现,五四以来很多高喊打倒传统的人,事实上对传统并不了解。他觉得真正的启蒙是要在学理上作深刻的研究。我把王元化的这种态度理解为“另一种启蒙”,一种从学理上更深刻的启蒙。

  第二个分化出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一批上海的知识分子提出“人文精神”的讨论。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呼唤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真正来了以后,才发现知识分子自己完全被边缘化了。

  最后一个分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也是最重要的,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市场社会,同时也出现了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平等。过去,人们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是好的。到了九十年代,这些目标有一部分兑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这条道路是否适合中国。双方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向哪里发展,发生了彻底的分化。他们的论战涉及到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现代性问题,自由主义是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但新左派认为,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有很多问题,中国要走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他们叫做“制度创新”。

  黄万盛(以下简称“黄”):这是崔之元的说法。类似的说法在西方左派思想家中并非罕见。

  许:其次,在政治改革方面,分歧也很大。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当务所急,是需要由宪政所保障的有自由、有人权的法治社会,特别是要有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但新左派认为西方的民主是形式化民主,一般的民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从结构性的法律制度转移到了底层,呼吁要让民众在实际生活中拥有民主权利,可以参与基层的民主管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受雇佣的地位,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最后,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也是明显的。特别是1999年科索沃事件以后,双方在对美国和西方的态度上形成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新左派看来,从科索沃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是利用人权借口进行霸权扩张,他们从民族主义立场批评美国和西方。这种声音目前在国内越来越大。“9·11”事件发生以后,国内这么多年轻学生有幸灾乐祸之感与对美国政府的反感有关。而自由主义者在中美撞机事件上,认为如果简单地反对美国霸权,会激发国内民众的排外情绪,对改革开放不利。朱学勤在1999年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写文章检讨二十世纪中国两个可怕的思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9·11”以后,双方的分歧更大了,自由派人士发表声明,认为“9·11”是野蛮对文明的挑战。而新左派虽然也反对恐怖主义,但认为“9·11”事件的背后,反映了世界格局中是强势霸权对弱势民族的压迫性关系,是弱势民族中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绝望的反抗。“9·11”使得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歧加剧了。

  199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事务并不关心,现在,却成了重要的焦点。杜先生强调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这两年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自由主义者认为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对中国是利大于弊,是无从选择的道路。这是对的,但他们过于重视制度,而忽略了文化。仅仅从经济政治制度架构谈论普世性问题,从不讨论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会使得制度变得很薄,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制度就发生危机,无法面临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二、文明的对话

  

  杜:今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比较多。

  我想请黄万盛回顾一下这段思想历程,许纪霖刚才谈的八十年代的学术过程,你都经历过,而且是积极参与者,你自己的心灵过程也很复杂,现在涉及的很多问题你也一直在思考。我的感觉是,当时在巴黎,不少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说所有的知识分子,但我了解差不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转业了,但你是坚持下来了,能够在学术、知识的领域,特别在思想的领域中一直在继续思考,不断通过继续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你回溯八十年代到今天,你的亲身体验,面对二00二年,一定会有意义。

  黄:许纪霖刚才所讲的涉及了许多方面和问题,但基本面是考虑知识分子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就这一点,我谈一些想法。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永远的特点: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关怀,所谓“忧患情怀”、“参与意识”都是这一特点的不同表述。说它是特点,在于它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在优点的意义上说,你很难发现还有哪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我在法国五年,现在在美国也五年了,都是在学术界,感到各地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和心态上,相当不同。詹明信(Jameson)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

  以他的标准,能把整个社会放在心灵向往之中从事自己的志业,这是最好的,在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要比法国知识分子更加彻底、更加坚定。这是从长处看。

  如果从缺点方面看,他们对长远的、深刻的问题的关怀会被这种强势的社会关怀削弱、掩盖,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但它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我这样区分,是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并非如此。以孔子为例,他生活在“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他有很强的社会关怀,他的忧虑充扩在字里行间,但毫不妨碍他的深刻,他的语意相当深远,直至今日,我们还在聆受他的思想恩惠。孟子则把政治关怀和道德追求结合得更加紧密,他体恤民生,广会君王,教导仁政,以最高的道德理想来要求政治的不断完善,他的政治论说包含非常深厚的道德形而上,激励着后来者反复地探索他的意义世界。可以说,孔子、孟子等人创造了具有永久魅力的思想遗产。但是,这种亲切入世而又从容深邃的理论风度,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消失,再难寻见了。

  和许纪霖的观察角度不同,你重视“分化”,而我却更在意“连续”。我以为“连续”对于思想、学术的回顾与展望可能更有意义。它使我们格外小心地处理不同的思想学说,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以检讨各种不同观念的潜在的历史意义。后来的一些不相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想潮流,往往就是前面的思想的偏颇和片面的产物。中国近代思想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复大,二是重复多,都与我们缺乏“连续”的自觉有关。以“传统文化讨论”为例,“反传统”有其合理性,传统中一些腐朽、阴暗的东西不加以批评清除,传统中积极健康的方面就不能充分地展开。但是,极端地反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清算,就会使“重建传统”成为下一个必要的思想课题。假若“重建传统”也不能清算其中的腐朽,那么,它就给另一次的“反传统”准备了新的舞台,如此循环往复而已。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袁世凯的全盘尊孔,其实就未必会有“五四”中的“打倒孔家店”,这类教训事实上比比皆是,却没有被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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