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admin 合乐 2019-10-08 13:01:17 754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同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在我国经济学科上尤显突出,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属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每年大学招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在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中名列前茅,2018年一年招收的本科生就达23.95万人、硕士生3.2万人、博士生0.3万人,各大学在经济学科上师资、研究力量和经费的投入也最大。不过我国目前经济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仍以盛行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尚未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教学上所用的教科书直接翻译自美国等西方大学通用的教科书或以美国通用的教科书为蓝本来编写,在研究上则以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以中国的数据来检验西方的理论,缺乏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个门类,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不仅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更在于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理论只要逻辑严谨,就能言之成理,然而,是否能够达到改造好世界的目的决定于理论因果逻辑赖以成立的明的和暗含前提条件是否也存在于要改造的真实世界的现象中。美国等西方大学的教科书所教的理论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为其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条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此不同,把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运用于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常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二次大战以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社会精英,面对富强的西方发达国家,觉得其成功必有道理,只要把那些富强之道学会了就能改造好自己的国家,然而在这种 “西天取经”的心态指导下,经过将近3代人的努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采取的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以及二战以后少数几个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采取的出口导向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理论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来看却是是错误的。遵循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失败,少数成功的国家其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作为这些主流理论来源的发达国家。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时屡屡失败,但是,这些理论包裹着发达国家的光环,受到这些理论熏陶的发展中国家知识界、舆论界精英面对自己国家存在的问题时,容易带着有色眼镜,不是实事求是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来解决,而是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套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屡遭失败以后,滋生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根本道理,把自己国家的各种挫折简单归因于没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先进”制度,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刺激下出现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时,就容易上纲上线,爆发出像阿拉伯之春和东欧颜色革命那样的历史性倒退事件。唯成乃真知,发展中国家亟需有根据经济发展的本质,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展经验,属于自己的,能够反应发展中国家阶段特性,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我国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自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每年为世界经济贡献30%左右的增长,到2025年前后我国将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届时将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数从现在占世界人口比重15%增加到34%。这个成绩不是根据本本,而是根据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不断探索前进而取得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我国已经到了可以总结自己的经验来构建拥有自己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话语”,能够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阶段。以这样的新的理论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才能使得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所需付出的努力,只有以这样的理论来教育青年,才能够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齐心协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历史、命运、追求和条件,来自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将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更有助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推动这样的理论创新能够贡献于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所以,这也是我国像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所说的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我198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学位,接着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以中国农村改革为论文题目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回国,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发展研究所从事改革发展研究。1988年我国爆发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参与政策讨论时,从我国政府不以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而是,以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治理,悟出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的道理。我国当时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但又关系国防安全、国际民生和就业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其生存有赖于通过银行的低息来暗补,若提高利率,这些企业的亏损增加,为了其生存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来明补,政府的赤字增加则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其结果则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限制条件下,看似不合理的政策反而是最合理的选择,其措施和主流理论主张的提高利率不同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补贴才能生存的违反比较优势但又关系国防安全国计民生和就业的企业。自那以后,我就不以学来的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来思考我国的问题,面对我国的现象时总以一种“常无”的心态,来理解这个现象背后谁是主要的决策者,解决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何,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有哪些方案可供选择,哪个是在可选方案中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1993年我转到北大任教。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此书的研究起始于1988年通货紧缩治理的探索,以后逐步深化到我国改革开放方方面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分析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我们在书中预测了我国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哲学观,不断深化双轨渐进的改革开放,经济就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5年可以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在2030年也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个预测已经在2014年得到印证,第二个预测则成为现在多数国际机构的共识,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也和后来的具体措施若合符节。

  

   2008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发展中国家担任此要职的第一人,让我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各界精英以及平民百姓深入接触,了解到各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愿,社会精英都有贡献所学于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情怀,平民百姓则有经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其子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但是经过将近三代人的努力屡遭挫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国际上成立了各种多边和双边的发展机构,这些发展机构和其工作人员,像我所在的世界银行,都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到我到世界银行上任时,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从我在世行工作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精英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工作人员,接受的教育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并以此理论作为指导来制定各种政策,用心良苦,但结果经常事与愿违。思路决定出路,要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需要有一套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和失败经验,构建在发展中国家自身条件的理论。

  

   2008年6月到世界银行上任后,9月即爆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给反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一个难得的机会。2009年6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一周年,借此之机,召开了一个内部研讨会,在会上我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介绍了30多年来我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改革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并正式将此理论体系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隔年我应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的邀请,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一年一度的库兹涅茨讲座,演讲稿次年发表于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第26卷第2期,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首次正式见诸于学术期刊。2012年6月世界银行任满回国前,我将多年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相关问题的论文结集成册,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名,英文由世界银行出版社、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结构经济学以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也就是决定生产率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主流经济学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暗含前提来研究经济发展与运行,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同,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特性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必然是生产力水平较低、规模经济较小的农业、自然资源产业以及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市场范围小,所需基础设施有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与其相适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运行的规律和原则也会和资本相对丰富、在资本密集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生产力水平高,规模经济大,市场范围广,基础设施的需求多的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会有所差异,并由此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有共性,但也会由于结构的差异而有殊性。按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新结构经济学既然是以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为研究对象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故取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