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20年中国文化撒娇史

admin 派通娱乐 2019-09-03 22:34:28 4825

  

   一、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隐喻)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秘匙。

  

   这种“粪便-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小说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

   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份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二、受虐的精英主义

  

   后毛时代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象与人民镜象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牧马人》(1981)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家理想的知识份子形象,同时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对“母亲”的热爱和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受虐伦理长期被视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个自虐的劳改犯的独白,发出对暴力源泉的盛大赞美。著名导演谢晋改编并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前政治弃儿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饱尝政治风暴的电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文联(作协)主席、政协委员和某某代表的头衔所拥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1989年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国学”和“国术”的领域。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着整个知识界,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的主流。鉴于技术官僚领导下的国家主义和学院学术的结盟,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精英行进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掩护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1993)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的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但这场简陋的学术纹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识形态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的“左”与“右”的话语分裂。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为九十年代在野国家主义的主要言说者。从批判当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展开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风格酷似毛时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语体,仿佛是一次毛式话语的戏剧性回声。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的海外反对派的悲壮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九十年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成疏离主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和李九莲等,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自立-反叛”的悲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它既传达出知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当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各种征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义汇入了思想口红的谱系;为自由资本护航的经济学人,被迫面对与权力共谋的普遍指责;在清算学术腐败的名义下,方舟子式的红卫兵话语在互联网上大肆横行……。所有这些都令当代思想文化格局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四、“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这场运动最初受激于“太平盛世”的夸张图画,而后则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近百年前,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份子,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大多数知识份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它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所做出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BBS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在2004年希腊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过肤浅的“中国元素”(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象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

  

   (作者按: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我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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