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教育产业化” 与贫穷世袭化

admin 永兴娱乐 2019-09-03 22:34:14 3991

  

  一.“目中无人”的教育政策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位。与举世瞩目的医疗不公并驾齐驱的,是教育不公。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几名,人均教育经费之少,连乌干达都不如。她特别指出,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令人震惊”。这番话不仅点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还触及教育资源分配上城市农村两重天的不公正事实。但我国教育领域的不公正决不限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是几乎贯穿教育的每一环节。  

  医疗和教育两大不公的实质都是趋权趋钱而排斥底层。如果说我国覆盖面小而又高度等级化的医疗保障已经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准确说是“富人和权贵的俱乐部”①,那么教育则朝着“富人和权贵筵席”的歧途越走越远。医疗事关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关系到人的大脑和精神。两种不公都与每个国民利害攸关。但相比之下,教育不公的恶果更加严重,影响更为长久。因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对当下的现实还是长远的未来,教育都是参与塑造的关键因素。对国家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什么,世界上那些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已经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对个人来说,教育开启人性,革新人的天赋,开发人的潜力,扩大人的生命内涵,并引导人完成社会化过程,使人能够了解和遵守社会生活的必要规则,认识和承担自己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必须要承担的种种角色和责任。借助教育,人得以摆脱软弱状态而自立,得以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而承担起责任,得以开启潜能而获致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任何个人如果没有经由教育获得必要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不仅走向未来的道路对他们是封闭的,而且难以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人立脚社会。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  

  但我国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几十年囿于政治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不是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把教育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从诸如人才资源、科技、经济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社会功利性角度看待教育。教育关系到国家兴盛与否的种种社会功利意义固然重要,但国家兴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然而,恰恰是教育对每个个体生命的意义,级少纳入政策考量的视野。如果批评我国教育政策“目中无人”,应该不冤。可是在借教育的名目拼命算计百姓的钱袋、不断提高收费时,又格外“目中有人”了。影响教育政策的人们一说起大幅提高收费理由,社会功利性、特别是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这些我国教育的真实特征就从话语中淡出了、隐去了,教育使个人“受益”这一面被想起来,并且高调提起。只不过,这“目中有人”不是基于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不是基于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 “生活的通行证”这一事实因而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而是基于“钱”。基于“钱”的“目中有人”把受教育机会这一基本权利当成要用钱来换取的商品。这意味着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否定。尤其在1999年秋季大张旗鼓推行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后,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被否定得相当彻底,高中、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二.中国式教育产业化: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和奸商化  

  

  有人把售期货房这种消费者出钱造房、开发商无本赚钱的房地产经营模式讽刺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依我看,这头衔授予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更合适。尽管鼓吹者打的是“与国际接轨”的旗号,特别是拿美国的大学蒙国人,声称“产业化”是从美国引进的办教育模式,可是不论具体举措还是思维特征,都告诉世人,这教育产业化是地道的本土发明。  

  “教育产业化”自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在高校全面推行,于今已经六年。虽说鼓吹者推行者从未对 “教育产业化”给出过明确解释,但透过各校自估身价、雷厉风行采取的高收费举措,透过该举措实施后每年考得起大学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真实内涵很明确:涨价!每个家庭得花大钱为子女购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这种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做法并不限于大学,也不限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一如我国其他很多方面的情况,凡有利可图的事,就会一窝蜂跟进、效仿。连法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想方设法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变相商品化。六年来,每个家庭从自己痛切感知的事实,明白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其实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赚钱,是国家在财政收入逐年升高、国库充盈的情况下把教育费用最大限度转嫁给国民。公共教育资源变赚钱机器也好,在应当由政府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务上转嫁负担也罢,都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做法。  

  不过,“涨价”为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体现的思维特征更是本土的。80年代后期,我国涌起把一切推向市场的非理性狂潮。这股狂潮祸害无穷,人的受教育权首当其冲:肇始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涨价风把许多人的求学机会化为乌有。“教育产业化”是这一非理性狂潮的延续和恶性发展,更确切的说,是这种思潮与向民众转嫁负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此举势必使更多贫困家庭子女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希望破灭,但说实施就实施,没有丝毫犹豫。可以说,教育产业化背后更深层的,是对普通个人权利和命运的漠视。而这,与教育目的和功能的认定上注重政治和社会的功利性而漠视个人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漠视在我国很有传统,如果说它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决不为过。  

  教育产业化暴露的把一切推向市场的极端化思维以及漠视个体生命的思维定势,都是自家东西,无须向别国学习、引进。相反,在据说发明了教育产业化的美国,虽然市场化程度很高,可市场原则不是万能的,不能越界运行,更不能侵入人的权利领域。其实,任何一个把人的权利作为立国基点的国家,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不仅不是市场买卖的商品,而且如阿瑟.奥肯②所说,它们“是制衡市场的一部分力量”。  

  但既然鼓吹者把发明权归到美国大学头上,不妨看看美国高等教育是否产业化了?如果美国高等教育有此一说,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

  美国高等教育有回应社会需求、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提供服务的传统。70年代,面对美国经济疲软、生产力萎缩的局面,一批著名大学开始探索如何使美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整体科技水平走出实验室,由象牙塔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致力创造适合技术转让的新方法时,大学与企业建立起“产业联系”,极大地激活了美国经济。近几十年,随着逐步步入知识时代,作为国家智力资源源泉的大学、特别其中的研究型大学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如此,就投资回报率看,投资于大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回报率高达50-60%,是其他类型投资的4倍。有评论指出,这是“纳税人为美国经济的将来所做的最佳投资”③。鉴于这样的事实,从国民经济角度把高等教育看成一种特殊产业,未尝不可。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清醒:产业模式远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广泛目标。六年前笔者在列举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相关尝试后,作过如下结论:“然而,对所有这些大学来说始终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这一根本。”④  

  美国大学与企业建立产业联系、进行转让技术,其实是大学延伸自己的功能,用教育服务回应社会需要的创新举措。在这种努力中,大学丰富了自身,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与所在地区建立起更加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大学还得以从萌发于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经费增多则使学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招收更多家景贫寒学生。然而,如此众多和明显的好处没有妨碍高教领域对这类似乎卓有成效的尝试作理性的审视,审视中,人们最关注的是这类尝试可能对大学的传统目标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流露的忧虑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所有优秀研究型大学的院系面对如此美好的机会,却会对技术转让前景产生一种忧虑感。担心模糊大学作为知识和学术探索中心的义务,因为它会使学术研究事业带上一个强有力的新动机:追求商业和经济效益;担心技术开发的需求及其带给教师的巨大经济利益可能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损害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威胁”⑤。至于是否可以用产业模式的观点看高等教育,在美国一直存在很大争论,但即使认同者也有相当保留。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是承认大学具有产业特征的,可是他警告:如果仅用产业模式看待高等教育,“既是一种误解,也是很危险的”。⑥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美国大学进行了产业化改革,那么,这种利用自己的学术、智力资源回报社会的改革与发生在我国的学费暴涨,罔顾社会职责而拿学生当赚钱对象的“改革”,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因为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产业特征,这里鼓吹者非要说是从美国移植来的,那也象其他种种移植一样,充分发挥了“为我所需”和“确保滥用和扭曲”的特长。一方面,抓住“产业”一说却抛弃了人家始终坚守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公众福利的一部分”乃大学存在的一个关键性社会原则、高等教育最基本职责是为每一个有资格而又想上大学的学生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径直把“产业”与商业等同,把人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举措变形为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更多地向每个家庭伸手。  

  凭着靠纳税人税金支撑的公共教育资源和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搞受教育机会商品化已属最恶劣的不公正。然而,在受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刺激下释放出来的纯利益冲动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演化成气质性的贪婪,行动呈奸商化趋势。例如,很多学校不满足学费暴涨,而是把受教育机会当奇货可居的紧俏商品,采取诸如提高考生分数调档线的做法,使许多原本可以正常入学的考生必须在付出不菲的正常学费之外还要接受高额敲诈方能获入学机会。这可不是正当商家的做法 ——如果大学要拿自己当商家的话!奸商作风也不单表现为利用受教育机会牟取暴利,还表现在与学生相关的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为赚昧心钱每学期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有的学校走得更远,用不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新生的棉被竟是用黑心棉填充的。尽管吃教材回扣已经触犯法律,但实在太普遍以至法不责众,结果,只要个人不私吞回扣费,再怎么吃学生,都属正常;就连用黑心棉坑害学生,最多不过也就电视曝光一下了事。  

  大学受教育机会商品化还带动了一系列足以令让全世界眩目的“高考产业”。暴利引得相干不相干的都来插上一脚,挤进来分一杯羹。像兜售考题、“高考状元” 的课堂笔记之类已不值一提;什么招生、录取中介等“新兴行业”、诈骗行业,人们也见怪不怪了。连邮局也有人来凑一份热闹,今年某地时兴起邮递员送录取通知书时放“报喜鞭炮”,骚扰了考生和四邻还要收报喜费……。只要能从学生家长口袋里掏钱,什么歪招、损招都想得出来。这方面举世无双的想像力,可以不断令世界大吃一惊。

  

  三.贫穷世袭化趋势与社会分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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